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就是人性深处的双面性

  我们这代人对于日本的感情从小就是比较复杂的,这种复杂的感情一部分来源于历史上赤裸裸的杀戮记载,一部分则是受到那些曾经被迫害的人所留下的仇恨影响。

  再加上我们从小就被家国情怀教育,对日本的称呼从来都是鬼子、倭寇、小日本等等。这些字眼也都透露着我们民族对日本这个国家乃至日本人的鄙视和讥诮。

  可是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日本的“文化黄金十年”却不管不顾地冲进了我们的生活,篡改着我们印象里的日本。日本的电子产品、日本的动漫、日本电影电视、日本的歌曲明星……从军事战场到文化战场,日本民族似乎就像一部“狗与狼的时间”那样,既保留了我们对犬吠的唾弃,又夸大了我们对狼性的遥望。

  这种深深的矛盾,在我们的记忆力驻扎了很多年,也在两国关系的影响下牵绊了无数代人。日本到底是什么样?我们有没有对这个国家有所误解?日本的教育有哪些可取之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些问题的好奇心就越来越大。然而,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岂能是通过一本书、一次旅行能做到的。即便是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的姑姑,也从来不敢说她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

  那为什么作者就可以通过一些史书记载、数据资料来洋洋洒洒写成这样一本被誉为“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文化”的书呢?作者为什么想要去了解和剖析日本呢?

  1944年,二战临近结束,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研究日本,便于为美国制定对敌对国日本的政策和判断对日本的整个局势的发展。她认为美国人特别是军人在当时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

  出于政治军事需要,作者开始着手调查日本、了解日本人民的生活,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作者写《菊与刀》的出发点是带有明确攻击性的,只是结果让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攻击和防御这对矛盾体是人类共有的天性,而激发这些天性的往往是环境和社会。

  民主、自由等观念似乎是进不了日本人的大脑的。在美国,当人们回到家中时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全抛掉。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里细致得观察和学习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应当用手摁下婴儿得头,教他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学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重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来打算自己处理的事情,现在则承认对方有权干与,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日本父母训练孩子去过一种审慎而节俭的生活。过了幼儿期,限制程度慢慢地加强,到了结婚前后,一个人的自主程度达到最低点。

  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不仅出于情感上的满足,而且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赓续家族的香火,那他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女人也需要孩子,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的需要,而是因为只有做了母亲,她才能得到一定的地位。

  日本男人行为中的矛盾性是极为明显的,造成这种矛盾性的是他们童年教育的不连贯性。他们既可以沉溺于快乐与安逸,也可以不遗余力地接受极端的义务。

  考察日本人的育儿模式,可以很好地理解,耻感文化是如何与日本人的成长过程相融合,并最终在日本人的生命里扎下根基的。

  日本的教育也是一种典型的矛盾综合体。这种教育方式让日本人的人生曲线呈现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

  日本人认为儿童是不知耻的,是可以尽情地享受快乐与幸福的。同时日本人又认为,在儿童教育中,嘲弄是培养耻感文化的一种最为典型的方式,通过嘲弄可以尽快让孩子成长。

  比如,看过各种电视,你会发现日本的家庭总是窗明几净、简洁整齐,这与日本儿童的教育有关,日本儿童自幼接受的教育是要重视整洁。如果不整洁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嘲弄这些男孩或者女孩。这使得日本人很早就学会了知耻,并引导他们根据别人的评价调整自己的行为。

  到了十岁以后,日本育儿教育逐渐严格,十岁以上的孩子要承担“对名分的情义”的责任。

  意思是这些孩子要学习,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比如说,如果有人说这个孩子不勇敢,那么,这个孩子就会采取措施来守护自己的名分,甚至采取报复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名分。

  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育并对“自尊”极其敏感的青年,性格极易变得非常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消解这种屈辱最直接的方式是复仇,被虐待的人必须直接报复虐待者才“感到痛快”。

  可以说,日本成年人的矛盾性格,是由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与矛盾性造成的。在日本人的儿时记忆中,他们会深深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于意识的深处。

  然而,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又会受到各种规训,受到各种嘲弄,受到各种严酷的折磨。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自由恋爱,也可以改变主意从而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

  既可以沉缅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又能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但又保留着傲慢不逊;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盲从的训练,但又顽固不易驯服。

  日本人的矛盾还包括在对待性方面的态度。日本男子结婚后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享受性的欢乐,他们竟然认为这样的做法丝毫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家庭关系。

  日本妇女在关于性问题上也有某种自由,这种自由也具有相当的矛盾性,出身越低微,自由就越大。她们一生在大部分期间必须遵从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男女之间的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的;同样地,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是克制性欲的。

  在日本,正直取决于个人在宏大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的认可,大家互相欠债,既欠祖上的也欠同辈的。欠债意识会使人很容易冒犯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这也使他们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在日本,表示义务的词汇往往涵盖一个人的负债意识,从最大到到最小,这个词便是“恩”。当他们说某人有恩于我时,他们的意思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他们把这类债权人慈善家称作恩人。

  从父母双亲而承受的当然是恩,这是众所周知的东方孝道的基础,这种孝道父母在孩子面前拥有战略性的权威地位,父母有恩于孩子,孩子要努力报恩,因此孩子必须竭力服从父母。

  一个人对老师和主子也怀有特殊的报恩心理,他们常常说“恩情之大,难报万一”。这是一副重担,而且恩情的力量往往被认为径直超越于受恩者的个人意愿。

  在日本,人们不喜欢时不时的去肩负恩所指向的人情债,任何非官方的介入都会让人背负人情债。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而且帮助另一个人,那么他将被怀疑在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在日本人看来,诚惶诚恐是另一个表示感谢说法,这是一种苦楚的感觉。在大家所接受的结构严密的人际关系中,有恩而产生的欠恩意识往往激励人们只是为了报恩而使出浑身的劲,但是欠恩会很难受,很容易产生怨恨情绪。

  日本人的义务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报答父母的恩叫孝,报答天皇的恩叫忠,这两种义务都是强制性的,是日本人普遍的命运,这两种形式义务都是无条件的,日本人把这些内容的极端化了。

  在日本,孝成了一项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哪怕意味着要赦免父母的罪孽和不公,只有当它与忠于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会被取消,某人的父母哪怕不足取,哪怕破坏他的幸福,他也不能不尽孝。

  所有一切都包括孝道之内,都是子女应当还给父母的人情债。日本人着重尽孝的只是那些被活人记住的,日本孝道最重要的实际意义,在于他对活人中尽孝义务进行限制,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给祖先报恩的方式,是把他自己曾经收到过的照顾转移到孩子身上。

  日本人强调的是义务是还债,年长者责任重大。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明显的怨恨情绪,这是日本孝道的典型表现,这一现象在另一项重要的义务即效忠天皇中是不存在的。忠是最高的美德它要求子民忠于天皇,必须成为就某种狂热的崇拜,而对象是一位幻想出来的好父亲,他与城市虽然有接触但出于泥而不染。

  日本人的婚姻当然是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他们一辈子都要向对方家庭履行这种契约关系所带来的义务,这叫作为情义出力,安排这种契约关系的是父母,所以对父母一代的情义是最沉重的。

  日本摆出他们的各就其位的信条是也是求助于某种生活准则,那种生活准则经由他们自身的社会经验早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内心,数百年来不平等一直是他们有组织的生活的准则。

  在日本,孝道局限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家庭成员之间,孝道的含义是,在一个几乎是包括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以及后裔的团体里,一个人要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在日本,长子在很早时候就获取了负责任的气质,各就其位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异,也意味着年龄的不同,当日本人想要表达绝对混乱的局面时,就说那局面“非兄非弟”。

  无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最终的位置取决于他是男还是女,日本妇女要走的丈夫的后面,其社会地位比丈夫低。

  在日,本属于辈分性别和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那些行使特权的人做起事来就像是受委托者,而不是独断专行者,遇到重要事务时,任何门第的一家之主都要召集家庭会议讨论有关事务。

  每一个日本人先是在家庭环境中学习等级制的习惯,然后把在家中学到东西应用于更加广泛的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中。

  日本的伦理准则要求极端的对义务的回报和强烈的自制精神,对五官的享乐非常宽容,他们认为,感官快乐是有意义的,因而值得培养,他们寻欢作乐,重视享乐。但是享乐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定,不得侵入人生的要务。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肉体方面的小小享乐是洗热水澡,还有包括“磨砺自己”的冲凉水浴习俗。睡觉是日本人沉迷于其中的另一种喜好,是他们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能把睡眠当作儿戏。而吃饭是一种自由自在、享受快乐的放松状态,也是一种用来磨砺人的训练。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所营造的另一种人之常情。日本人认为,在人生的次要位置上,“性”好得不能再好,“人之常情”是没有邪恶的,对性的快乐不需要进行道德约束。

  酗酒是另一种被许可的人之常情,喝酒是一种快乐的消遣,大喊大叫狂欢是家常便饭,喝酒时可以完全放松。

  用日本人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生活包括“忠的圈子”、“孝的圈子”、“情义的圈子”、“仁的圈子”和“人之常情”的圈子,还有许多其他的圈子。但这些圈子不包括任何“邪恶的圈子”。他们把人生看做一出戏,要求认真地去平衡一个“圈子”和另一个“圈子”的关系。如果大家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当现代日本人力图把某一项美德弄得超越所有“圈子”时,他们往往选择的是“真诚”,随后便是具体的规则:最高的美德是履行与“忠”有关的义务。

  在其本人的生活中,耻辱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意味着,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看公众对自己的评价。日本人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去相信:只有依赖于别人的认可,才是安全的。当外国人不把所有这些礼仪放在心上时,他们会感到迷惘。

  日本人关于自我修炼的概念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能培养能力,另一类所培养的不仅是能力。自我修炼无论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个人都应该表现出“日本精神”。

  日本人认为,只有通过思想训练,人才能获得全面生活的能力,才能品尝到人生的滋味。日本人很强调自我修炼如何给人自己带来好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严重的折磨,这样的折磨不会导致侵犯冲动;但他们的道德体系往往要求他们做出极端举动。

  大多数普通的日本人都在寻求“圆通”的状态。在“圆通”的境界中,在人和他的行为之间,连一根头发那样的间隙都不会有。这是一种效率的训练,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

  许多日本教派,包括佛教和神道,都非常强调沉思默想的神秘修炼法、自我催眠和出神。他们宣传,潜在的力量只存在于人自身,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人才能扩大这力量。

  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中搞成了沉重的负担,在这些抑制因素消失时,他们才会体验到自由和自足.他们高度赞赏“虽生犹死”的人。说“我虽生犹死”,意思是完全摆脱了冲突,“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自由地直接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日本行政管理体制很不一样,它纯粹是一个总部组织,利用的是从上而下的日本官僚机构,日本人之所以能接受它,就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是由他们的文化决定的。而战争,并不是民众能够决定。

  在日本,不管是在个人还是在国际关系上,这都是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日本人认为,他施行了一项行动方针,但没有达到目标,他就是犯了错。既然失败了,他就要抛弃这项方针,因为他没有必要追求失败的方针。

  由此可见,日本的文化不是粗鲁的权威主义,只是当一个父亲对孩子既关注又关爱之后,这个孩子在人生最初的经验中、在跟父亲一起时就习得了这种矛盾的态度,这种态度就变成了贯穿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范式。

  没有哪个文化比另一个文化更高尚的说法,只是一味停留在过去的仇恨中是无法让人类进步的。所以我觉得写下《菊与刀》的用意,除了让美国、让世界了解日本之外,更多的是希望人类可以对文化之间的差异持有接纳和包容的态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